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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有什么启示

我国新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有什么启示?1.20世纪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意义见证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导致许多西方国家改变了公共管理模式。这场政府改革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这场新的公共管理运动中,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彻底改变了传统。

如何客观评价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新公共管理(NPM)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史无前例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思想之一。 在当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它日益显示出其主导范式的地位。 本文将进行讨论,因为这个“新时代”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 这表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在近代长期遭受苦难,迎来了从站立、富裕到强大的大跃进。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金融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理解这两个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金融的关键。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金融界对这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首先,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是:1 .奥斯本;2.Gueble发动机罩;4.奥斯特罗 第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批评,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总体趋势 党的十九大通过推进全面改革和管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进行了高度总结。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党的使命追求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的准确把握。这是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社会矛盾、实践过程和意义的认识。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有什么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有什么启示?1.20世纪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意义见证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导致许多西方国家改变了公共管理模式。这场政府改革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这场新的公共管理运动中,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彻底改变了传统。

如何客观评价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我国新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意义范文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适应、改造自然、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吸收西方政治思想的理性核心,批判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并结合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形成了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新时期中国公共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从历史的视角和宏观的背景来看,把握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梳理其理论体系,对于我国新时期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理论体系;公共行政;

在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形成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揭示了早期具有时代特征的公共管理思想,即人是社会劳动的产物,社会劳动的出现区分了人的“私人”和“社会”,导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化。\"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1]为了更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创建公共权力机构,公共管理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相辅相成。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起源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在垄断阶段的过渡时期得到补充和完善。它于20世纪初进入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指导思想。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了提高公共管理的科学水平,更好地开展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实践,开展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理论建设势在必行。新时期公共管理领域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挖掘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生成逻辑

古今中外思想体系的内容大多是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并符合体系的变化。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可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找到它们的基础。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诞生于人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杰出成就。美国学者罗伯特·登哈特(Robert B. Denhardt)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研究理论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传统思想,它具有超越时间空的普遍性。[2]大多数现代公共管理理论都有反映特定文化的倾向,西方公共管理的特殊知识体系也有其原有的缺陷。因此,探讨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为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以西方政治思想的理性核心为理论来源

“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也已经出现并发展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在此期间形成了。”[[3]英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对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评价是雅典城邦国家政治和社会条件的重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模式为此奠定了基础。自由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它明确地将“自由个人”的概念定义为稳定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把“完全个人”和“个人自主”的思想与自由主义分开,认为它们必须在激进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后,都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以人为本,实现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基本原则。他们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私有制消失,国家被自由人取代的公共管理模式。马克思还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首先,社会是独立成员的联盟,即公民社会的动力是个体成员的特殊需要和个人利益,国家行政的基础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需要。两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来解决。二是“国家第一”的理念,即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承载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以实施管理来解决社会冲突,维护公共利益。“资本来到这个世界,血和脏东西从头到脚滴在每一个毛孔里”[4),这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基础上的。空尖锐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诞生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永久性,希望以某种方式改变现实社会,其中不乏创造性思维的光辉: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因和政治变迁的原因;它勾勒了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蓝图,为马克思理想的公共管理模式提供了素材。

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吸收和继承了许多西方政治思想的有益元素。古希腊政治思想为其构建了理论框架。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提供了基本价值观。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展示了公共管理领域的辩证视野,空认为社会主义为其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它是各种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综合。这一公共管理新概念拓展了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在批判继承中发展和进化的路径选择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后,无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的雏形出现了。在欧洲追求黑格尔“一切权力来自国家”的民族主义背景下,马克思以大众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界定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指出社会优于国家,家庭和公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前提,公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存在。二是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抽象和孤立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的主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人们的需求分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导致了国家。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的消失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公共管理将失去其在公共权力和社会中的主导属性,并将对领导的对象分配和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自由个人将取代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的管理。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职能确实感到无能为力,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5。这种公共管理从原始到国家再到自由联合的演变形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849年到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分析资产阶级国家公共管理的缺陷。此后,恩格斯从1884年到1893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并对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公共管理提出了科学的愿景: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体现,国家包括政治理性的实现和法律的合理化。法律不是压制的手段,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规范中的约束,不取决于某些个人的自由。

(三)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核心含义

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突破了传统狭隘的公共管理概念,通过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全面准确地把握了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社会公共生活的出现根植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人类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政治生活。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政治生活不断发展。公共管理是这一过程中人类利益的必然产物,是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客观要求。早在氏族社会时期,政治实践即公共权力就开始萌芽,但当时只表现为氏族武装力量的形式。公共权力尚未分化为独立存在。它代表了氏族社会所有居民的利益,并能与所有成员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建国后,公共权力成为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出现了。在此基础上,公民权利从公共权力中解放出来,实现最高水平的回报。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以法律为基础,以公共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所体现的革命性、人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与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管理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在人类公共管理思想史上取得了深刻的变革,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

二。新时期中国公共管理概述

中国的公共行政是以国情为基础,符合制度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公共行政模式逐渐形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中国经济呈现出长期良好的发展趋势。然而,与此同时,传统公共管理体系的滞后和不适应性等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公共管理主体强化了部门的权威,从未能够真正实现从社会分权到市场分权的实质性转变;公用事业行政组织化,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政策决策大多基于自身利益,并没有很好地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岗位设置模糊,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传统的管理方法效率低下,无法建立科学有效的平衡机制,无法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十九大以来,中国公共管理立足于新的历史地位,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了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纵观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进程,主要围绕着制度和职能的调整和创新来进行。由于非经济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领域,改革进程缓慢,也出现了制度重置、管理僵化、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新时期的中心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改革和重构。其目的是实现公共管理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管理理念的灵活转变,政府干预社会公共生活的范围、程度和方式的调整;人治色彩趋于淡化,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管理模式从政治导向和管理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占有基础性地位。第三部门组织的影响力和限制公共权力的可行性和力度不断增加。公众表达、了解、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日益得到维护和实现。新时期,我国重大社会矛盾的转化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管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公共管理方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变化

新时期,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借鉴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经验,树立效率的核心理念,适当引入私营部门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努力将各种模式的合理成分有机结合起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首先,公共管理主体范围的扩大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管理的主体从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延伸到非营利组织和公共企业,私营企业和私营机构除外。新时期,政府职能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非营利组织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能。虽然这些非营利组织很弱,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第二,公共管理的目的和性质已经改变。与传统管理相比,新公共管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应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提供、民主、法律制度、公平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建设、维护和发展,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实现。第三,公共管理重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现代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中被广泛吸收和应用,主要包括——“制定战略计划、加强领导和管理、促进组织变革和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评估、公共预算、全面质量管理、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等。)。[6]这些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为公共管理学科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和实施工具。最后,公共管理强调成果导向和问责制评估。过去,公共管理只注重管理过程,轻视管理结果,忽视对公共责任的调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公共管理的“任务导向”和“结果导向”方面受到重视,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逐步建立和发展,以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目标,从而满足公众的需求。总的来说,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不是新旧模式的互斥选择,而是兼容互补的选择。

(二)当前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共管理是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有效的公共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治理能力。目前,我国公共管理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首先,表现为治理能力不足,缺乏改革创新精神。公用事业企业普遍的自然垄断和在政府支持下在同行业采取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导致公共管理部门对政策的高度依赖,导致公共管理部门缺乏竞争和市场意识,对市场的敏感性差,危机感弱,以及执行低效的政策,实际上带来了社会公共管理的成本。其次,公共行政部门缺乏规范化管理。在新时期,自主媒体信息的传播冲击了传统的政府信任模式,给政府的言论垄断权带来了威胁。无论是实体还是当前基于网络的虚拟公共管理,甚至是基于互联网的跨国公共管理,缺乏必要的规范化管理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与此同时,由于公共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组织的日益增多,出现了工作不对称、权责不清、公共管理人员培训不稳定、组织文化不健全、管理手段单一、技术操作手段不足等问题,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不可忽视的问题。第三,公共管理部门忽视了组织柔性管理的弊端。一些具有潜在益处和睡眠效果的项目经常被取消,因为它们的结果不能立即实现。公共组织逐渐倾向于寻求短期利益,侧重于易于量化并能带来显著利益的项目。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公共服务往往被淡化,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组织的定期裁员和临时员工会降低员工的积极性,破坏组织的稳定性,削弱员工的责任感,从而进一步降低公共服务的价值。

公共管理领域的许多问题是缺乏理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定位和管理职能没有明确界定。“在公共市场上,一些客户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削弱公共部门追求最广泛公共利益的能力,而那些遵循市场规则的公共组织往往会放弃他们认为毫无价值或无利可图的客户。”[7]在新时代,市场有更有效的激励和奖励机制。这种对市场的过度定位忽视了由市场交易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有效分配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市场原则的泛化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管理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公共部门职能之间的交叉现象无法明确量化,很难实现试图通过市场力量相互协调要素以实现社会正义和保障正义的理想。其次,过于强调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共同点。新公共管理模式认为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是相互联系的,强调管理的普遍性,主张以企业精神改造公共部门。澳大利亚学者欧文·休斯(Owen Hughes)探讨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差异,指出“公共管理和私营管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同的。”此外,它的差异比相似性更重要”。[8]例如,公共部门实施的绩效工资计划能否实施取决于政府准确衡量员工绩效的能力。事实上,衡量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贡献和绩效的不确定性评估大大缩小了绩效工资的范围,将其限制在可以直接进行交易服务的市场或可以直接衡量服务的公共部门。第三,旧的标准化机制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我国公共管理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事前控制,主要实行政治官员负责制,实行如何避免失误而不是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负责任机制。随着公共管理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应该实现从旧机制向基于结果的事后控制的转变,实现积极的新任务责任机制。绩效评估取决于明确的目标,而明确和可量化的目标通常在短期内有效,这导致公共管理组织单方面追求短期利益,对长期政策目标缺乏兴趣,其影响难以估计,从而对社会的长期利益造成损害。

三。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对新时期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的理论特征,应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在理论价值上,它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公共管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正确理解西方公共管理思想的精神武器。在实践价值上,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是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的现实基础,为我国建设廉洁、民主、高效、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指导。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理论的本质和生成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理论是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创造性发展。

(二)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思想武器

我国公共管理批评吸收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政府管理和改革经验,但在学习过程中,也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新的历史方位,批判地借鉴和创新其发展。无论是在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改革实践中,西方国家都处于公共管理的前沿。因此,有必要理清思路,避免绕路,及时消除一些不恰当的情况。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发展趋势,把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公共管理改革的立足点和目标。我们还应注意中西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并在吸收和借鉴中根据我国的现状创造性地加以利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公共利益服务的根本性质。因此,中国应该对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刻的辩证研究,吸收其有利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深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

基于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总结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明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有利于探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和方法。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体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不断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因此,深化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吸收和应用不能局限于考证,而应该有选择地吸收马克思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并付诸实践进行改革,如:转变政府职能,合理配置政府和社会的权利;加强政府服务与合作,激发社会活力和公众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努力实现更广泛领域的管理民主化;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建设公平、公开、透明、互动的信息,增强公众意识,将政府公共管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使社会组织和公众能够信任、理解和支持政府,真正实现有效的体制改革。

(4)建设高效、民主和服务型政府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的本质和规律,为我国新时期的政府机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指导。结合新时期中国国情,分析了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公共管理是具有公共权力的机构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经济基础决定公共管理的性质,公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的公共管理”[9,这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性质。完善和优化我国公共管理,必须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政府转型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注社会事务中的重大矛盾,诚信公平创造更多价值,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基础。因此,从本质上说,“政府应该是一个服务组织,即不加歧视地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10。现阶段,要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公平并重,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和欧洲思想史上的杰出成就。新时期,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作为推进和深化我国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的理论法宝和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府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应该寻求稳定的进步,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形势,处理新的问题。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核心主体的公共管理建设,只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满期待的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参考
[1](德语)卡尔·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之争与省级会议辩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2](美国)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
[3](德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8-180。
[4](德语)卡尔·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71。
[5]张成富,云岫党。公共行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
[6]辛传海。公共行政[。北京:国际工商大学出版社,2007:268。
[7]华钥。企业家政府组织理论批判[。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 :25。
[8]李鹏。新公共管理的运行困境与理论缺陷[。长江论坛,2004,(4) :49。
[9]庄徐颖。公共行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14。
[10]丁先村,王辉。新公共行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