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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出版或消亡(关于大学强迫教师发表文章)

论文类型:议论文
论文字数:
论点:孟德尔,发表,学术
论文概述:

报道说这些不幸可能起于大学强逼教师发表文章。后者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势,香港的大学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国内不少大学也有不按期发表文章就「玩完

论文正文:

张五常 发表或灭亡 一 五月二十九日的《商业周刊》报道中国的学术发展,提到神州大地搞学术的抄袭盛行,而出术提供假的或不尽不实的研究结果看来普及。该报道说这些不幸可能起于大学强逼教师发表文章。后者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势,香港的大学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国内不少大学也有不按期发表文章就「玩完」的要求。 学术行内抄袭文章不限于中国。我最欣赏的英国学术传统也有。那本难得一见地精彩而又可读的书——T. Watson写的《The Double Helix》——叙述五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剑桥发现DNA结构的典故,是英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研究者勾心斗角,明查暗访,令人读来不忍释手。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此书非读不可。该书明确地显示我们敬仰的学者绝不神圣,读起来比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还紧张刺激,卖得洛阳纸贵。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来决定了出版,跟着因为牵涉到的人事「秘密」太多,过于敏感,推却了,弄得满「园」风雨。有些版本细述哈佛「转軚」的故事,也精彩,读者不要错过。 我自己永不抄袭。任何来自外间的启发,我皆直说无误。不是天生君子,而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自己「怪」见太多,尽可能入他人之「帐」会减少自己的负担。其二是提及他人有类似的想法会增加一点说服力,就是说他人错了这说服力也会增加。不少学者很吝啬,抄过来的可能性甚大,但不提是他家之说,可能博一博,希望会被认为是没有关连的独自发现吧。 至于制造不尽不实的「假」报告,一个可能是愚蠢的行为。经济学行内,有些「假」货不是自取灭亡的蠢行为。有两种。其一是不重要的研究报告,通常没有谁会去重复研究,就是有人发现是「假」也不会引起注意,作者于是瞒天过海,有文章发表,在大学赚餐饭吃,运情好的得个正教授。其二是不少学者天生低能,用资料犯了规,作出骗人的玩意自己也不知道。 假制重要的发现或研究成果,自取灭亡无疑问。重要的研究往往有人重复再做。在比较重要的题材上——例如佃农理论、蜜蜂传播花粉、件工合约、租金管制等——我当年尽可能做到没有人有胆反驳,即是没有人会指出我在事实上出错。这里的秘密是争取细节。细节愈多愈详尽,好事之徒愈不敢挑战。另一方面,不重要的研究不值得做,所以来来去去都是苦工。 这种细节详尽的研究麻烦兼头痛,要魄力与时间。唯独《蜜蜂的神话》一文,详尽的,调查兼动笔只用了三个月。执到宝。当时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编辑是高斯,他知道该文重要,委任一个助手从头到尾复核该文引用的所有资料,包括我找到的果园主人与养蜂者的合约,文内提及的租蜂收入等,就是碎纸半张都要求我提供,作为校对之用。复核了整个月,半点错处也找不到。这是高斯后来评为不能被超越的实证文章。 学术研究也有名牌效应这回事。发表了几篇细节详尽的,有了名牌,行内再没有谁质疑我的资料报道。得到甜头,但自己知道资料精确的文章不容易,一不小心总要错一下。这些年老了,易累,分析中国,当然是重要话题,但一星期三篇专栏,资料的错漏无可避免。于是只求大概地对,马虎一下,可惜大概地对也愈来愈困难了。这是倚老卖老,后生小子千万不要仿效。寄语后学:出道时拼命写几篇细节详尽的文章是好投资。 是的,搞学术是追求真理,要执着,要有好奇心。不执着,没有好奇心,不要搞学术。搵食的方法数之不尽。 二 上文提及,搞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好奇心。然而,七十年代起自美国大学的「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行规,跟执着与好奇混不起来,水火不兼容也。这是悲剧。当时我刚好在那里出道,亲历其境,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给读者说说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市场好,尤其是经济学。当时一个博士毕业生要在一家不错的大学获得一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职位,不困难。合约一律三年,三年后续约三年,表现差强人意可以过关。问题出现于作助理教授六年后,校方要决定给不给终身雇用合约(tenure contract),得此约者会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不获此约要离职——炒鱿是也。 看官须知,博士毕业约二十七岁,六年后是三十三,多半成家立室,得不到副教授去找工作,没有谁不知是被炒,名望较高的大学一般不考虑,较差的也不容易,是可怜情况。是的,成家立室,有了孩子,得不到那纸终身雇用合约惨过败家。重点是争取副教授的终身雇用合约,会否再升为正教授不大重要:做得好的通常再等六年,有些大学要等一世,有些则认为正教授不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学),「副」之后一两年就升到「正」。 灾难的出现,是越战(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该战对美国的广泛而又深远的祸害,罄竹难书。经济不论,本来发展得非常好的学术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首先是美国当时还有强逼征兵制,无端端要青年弃学从军,去打他们不知为何要打的仗,校园动乱,镇压死人。当时美国的「愤青」不少。效果是越战之后,根据某调查,大学老师迫着「放水」,学生的平均成绩上升了不止一个整点(成绩及格是二点零,最高是四点零,平均被逼上升了一点以上,可谓惨情)。博士论文呢?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第三十八个经济学博士,几年出一个(我是五年来第一个),后来一年出五、六个。 助理教授呢?越战后期起要获取终身雇用合约,很困难。当时通胀急剧,大学一般经费不足,不容易通过。是灾难!那些平庸正教授否决某子终身雇用,给骂得狗血淋头不用说,就是真大师也遭侮辱:「你浪得虚名,算是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开辩论吗?」这些往事我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在系内判断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这形势下,大学迫着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观衡量学术贡献的客观衡量准则,于是,数学报文章、排列学报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现了。这是今天「发表或灭亡」的成因。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发表或灭亡」这回事。有的,不重视,而重点大学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数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车,所以能够发表七八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强逼我发表是作白日梦。不会杀了你,但会认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辈基尔\'庄逊对我说得清楚:「要升级,不用发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写下来,好叫大教授们可以读;如果懒得写,你要多参与研讨,好让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个层面。」六九年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算是首份正规工作,起笔就是副教授,有终身合约,几个月后同事给个面子,没有要求也一致建议升我为正教授。系主任诺斯要我提供发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发表了的十多页。诺斯问:「还有其它的吗?」我回应:「有的,但那十多页应该足够了。」这是尊重芝大的传统了。 少读他家之作,但去年几位老了的旧同事说,三十年来有启发性的经济文章凤毛麟角。在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效果是灭亡!   创意思维逼不出来 2006-08-17  在《还敛集》写了两期《发表或灭亡》,批评今天的大学对发表文章的硬性约束。学术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启发性的思想出现后,往往需要很多验证工作跟进,而这后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但有新意、有启发性的思想,说易甚易,说难极难,其出现一般起于好奇心与从事者锲而不舍的追寻。两样都需要:好奇心的驱使为先,有了创新的理念,跟进的工作「强逼」一下也无妨。 是不幸的问题。学术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创新者,跟进的工作,虽然在自然科学上有机会拿得诺贝尔奖,大英雄怎样也算不上。是的,跟进的实证研究容易吃力不讨好,但总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象力有所不逮,难以创新,老老实实地花整生工夫作跟进实证,我佩服。问题是以强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来的结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应得,而是废物。鼓励甚或强逼学术研究是头痛话题。一方面,要促长研究,政府或大学可以「强逼」一下,或以什么研究金鼓而励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质驱使,逼出来的废物甚多。 同学们告诉我,今天国内的抄袭行为严重,主要的研究学报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约束。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当鼓励学术研究的意图明显。申请研究金不困难(中国可能是今天最容易获取研究金的国家),研究项目称「课题」,政府资助绝不手软。可惜效果平平,学术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难尽,让我从一些实例说说吧。 百多年前奥国有一个和尚,叫孟德尔(1822-1884),不知为什么想到在教堂的后园种豆作实验:以不同颜色的豆花与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种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记录要详细,然后这个和尚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天赋,想出今天所有大学还在教的、遗传学中的孟德尔三大定律。 这个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小书,手写的,跟着手抄了几本寄给当时欧洲的知名科学家。只有一个回信,说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继续。是客套话,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到尽头,遗传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个。他继续种豆,到死为止。死后五十八年,另一个科学家无意间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孟德尔的手抄本,惊为天书,传开了,举世哗然。 当时遗传学说在欧洲搞了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思维集中于达尔文(1731-1802)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寻求解释。遗传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参与者无数。依照达尔文的理论,研究者认为,老鼠的长尾巴显然没有大用场,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后代的老鼠尾巴应该变得愈来愈短。但没有,老鼠尾巴的长度依旧。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解释不了遗传——那籍籍无名的和尚手稿,当时给科学界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没有孟德尔在后园种豆,后来的生物学家不会想到有DNA这回事;找不出DNA的结构,今天的生物学决不会是那样光芒万丈的。不容易想象有比孟德尔更重要的科学贡献。作学生时我老是问:为什么那个和尚会花那么多年在后园种豆呢?绝对不是为了名望——要死后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钱酬报也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和尚种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当然不可以没有天赋,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执着,不放手。朋友,一个社会在学术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没有孟德尔这种人,而明显地,这种人是不能强逼出来的。 感谢孟德尔,他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研究的意识:以好奇心出发,然后锲而不舍地追寻。不只孟德尔,在他之前的经济学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个。史前辈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不为名头,生活有富人帮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么的。当年读《国富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怎可以发表这样的巨著?作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满英伦三岛,后来辞去教授之职,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处观察,参考数据,作下笔记,于是学富五车,写成了《国富论》。我敢十万博一,在今天大学的「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这样水平的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像孟德尔一样,史密斯也是为了好奇,也执着,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执着,不放手,六十五岁退休后动笔,写成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有人说我说这三卷《经济解释》高于《国富论》——胡说胡说,从来没有说过,但其它的经济巨著我有没有如此这般地说过我就不敢担保了(一笑)。好奇、执着、不放手,杀出重围之后夸夸其谈一下用不着杀头吧。讨厌那些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成就而批评我早就放弃了学术的人。在「发表或灭亡」的局限下,这些人变得麻木,不知学术的真谛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我是过来人,对整个发展的来龙去脉知得详尽,何况在极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后左右的师友皆一时才俊。今天回顾,我想不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有哪一项比较重要的思维是因为迫着要发表而想出来的。 回头说中国目今的学术发展,个人认为不对头的,要怎样改进不容易。言论与出版的约束肯定有碍,但放宽了恐怕也不足够。有了创新思维的跟进工作,政府资助会有助,或可强逼一下。问题是创新的、有启发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钱就买得到,更不容易逼出来。 要培养学子的好奇心,要使他们明白学问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回报,而尊重甚至仰慕学者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了。这是说,今天中国需要的是风气的培养,即是学术气氛的问题。几年前我赞国内的学术气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况。今天国内的本科气氛还不错,但研究院很有问题。研究院是龙头,其学术成就搞不起,没有启发性,本科早晚会受到不良影响的。 中国开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